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中国籍数学家王虹和邓煜同届获菲尔兹奖创历史。两人均受北大本科教育,但博士及突破性研究在美国完成。文章对比中外科研环境差异,探讨允许失败、自由探索等关键因素,适合关注教育对比与科研发展的读者。
Tags:
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
菲尔兹奖揭晓——邓煜、王虹,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奖,创下历史,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拿下"数学界诺贝尔奖"。
但翻开他们的履历:邓煜北大读两年转MIT,博士在普林斯顿;王虹北大本科,硕士在法国,博士在MIT。
中国给了他们扎实的基础,巅峰成就却在海外完成,这个问题,中国人已经问了几十年。
01
两个北大同级生
同届封神
先说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王虹和邓煜是北大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的同班同学。
7月23日,国际数学家大会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州会展中心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宣布了四位菲尔兹奖得主:中国的邓煜、王虹,美国的约翰·帕登,加拿大的雅各布·齐默曼。
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届获奖——菲尔兹奖自1936年设立以来的头一回。
邓煜,1989年生于深圳,2007年,他拿着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金牌进入北大数学科学学院。
图源:网络
在同学口中,他有个外号叫"邓神",在北大读了两年后,他转学到了MIT,之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师从亚历山德拉·约内斯库教授。
2018年,菲尔兹奖得主让·布尔甘去世时,邓煜写下一句话:"我等穷尽一生,是否能见着前辈的背影呢?"
八年之后,他站上了同一个舞台。
他的获奖理由是偏微分方程领域的突破——与扎赫尔·哈尼、马骁合作,首次在长时间尺度下完成了从硬球粒子系统到玻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狭义形式。
说白了,就是把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用数学严格推导出了宏观的流体方程。
王虹,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父亲是数学老师。
她5岁就掌握了一年级知识,跳级直接读小学二年级。
2007年,16岁的她以653分考入北大——但第一志愿没录上,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
图源:网络
从入学第一天起,她就在准备转系,转系考试被同学称为"二次高考"——本专业排名要靠前,转系考试排名也要靠前,等于同时学两个专业的课。
她咬牙扛了下来,大二成功转入数学系。
但在一个满是IMO金牌得主的班级里,她几乎是个"小透明"。
中科院院士、北大教授田刚后来坦言:"她不是竞赛生,在班上的表现也不是最亮眼的。"
后来在法国读硕士时,她甚至认真考虑过转行——去学了建筑课,还在巴黎一家建筑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
一个月后她回来了,觉得"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建筑需要先说服别人投资"。
图源:网络
2019年,她在MIT拿到博士学位,师从拉里·古斯教授,2025年2月,她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约书亚·扎尔合作,以一篇127页的论文证明了三维挂谷猜想——一个自1917年以来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难题。
她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打电话祝贺她:"这是您应得的荣誉,真了不起。"
她在获奖后说:"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2
北大给了基础
巅峰发生在别处
现在来看他们的求学路径:
邓煜:北大两年 → MIT本科 → 普林斯顿博士 → NYU柯朗研究所博士后 → 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 → 芝加哥大学教授。
王虹:北大本科 →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 + 巴黎萨克雷大学硕士 → MIT博士 →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博士后 → UCLA助理教授 → NYU柯朗研究所副教授 → NYU银教授 + 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终身教授。
图源:网络
看出规律了吗?本科教育在中国,最高水平的科研训练和最终成就在国外。
这不是个例,甚至不是新现象。
03
这个问题中国人
已经问了几十年
邓稼先,1924年生,1941至194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读本科,1946年留校任助教。
1948年赴美国普渡大学攻读理论物理,1950年获博士学位——仅用约两年,在当时极为罕见。
博士毕业后,他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回到新中国,此后长期主持中国原子弹、氢弹理论设计工作,被誉为"两弹元勋"。
钱学森,1911年生,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5年获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先在MIT学航空工程,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师从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获硕士、博士学位。
20世纪40年代,他已成为美国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领域最年轻的顶尖科学家之一,参与创建了后来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
李政道,1926年生,1943年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后因抗战转入贵州大学,1945年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6年经吴大猷、叶企孙等教授推荐,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留在美国。
1956年提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理论",第二年与杨振宁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024年8月4日,李政道在美国纽约州伊萨卡逝世,享年97岁。
杨振宁,1922年生,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2年获学士学位,1944年获清华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1945年赴美,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1949-1966年)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1966-1999年)从事研究和教学。
1957年与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015年放弃美国国籍,回到清华大学任教,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看看这些名字:邓稼先、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他们都接受了中国最优秀的基础教育,但真正改变世界的工作,几乎全部在美国完成。
邓稼先虽然回国完成了"两弹"研发,但具有开创性质的研究生阶段教育,依然是在普渡大学完成的。
数学如此,物理如此,原子弹如此,航空航天也如此,中国拥有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高考。
图源:网络
能进清华北大的学生,是全国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人,几十年来,积累了数十万最顶尖的人才,按道理说,如此庞大的天才基数,中国本应不断诞生世界级原创科学家。
然而现实是:真正站到世界科研最前沿的人,相当一部分都经历了海外培养。
为什么这些最聪明的人,总是在国外达到巅峰?
04
问题不在学生在环境
有人会说:他们师从名师,"名师出高徒";国外科学技术本来就先进。
这个说法放在几十年前完全成立——那时候别人用机枪大炮,我们还在"刀枪不入",但放到2026年,很难说得通。
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世界顶级人才。
中国的科技在很多领域已与欧美并肩,中国已经具备了孕育世界顶级人才的"名师",也有人说国外设备先进、经费多、工资高。这些当然有影响,但都不是最核心的。
图源:网络
真正重要的,是四件事:
第一,允许失败。
真正的原创研究,没有人知道答案,绝大多数探索都会失败,国外很多实验室允许教授和学生连续几年做一件可能失败的事情,而国内很多科研评价体系,更强调论文数量、项目数量、成果数量。
于是大家越来越愿意做"安全课题"——安全、容易获得经费、容易发表、容易结题,但科学最大的突破,往往来自那些看起来最不靠谱的方向。
第二,自由探索。
很多重大科学发现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在长期自由探索中产生,国外很多大学教授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研究几十年,没有人要求一年发多少论文、每个月必须有什么成果,科学本来就是慢的,真正伟大的科学,更慢。
第三,敢于挑战权威。
中国学生最大的优点是基础扎实。最大的缺点也是基础扎实,因为长期标准答案教育,很多学生习惯于"老师说什么就是正确答案",考试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久而久之,越来越善于解题,却越来越不善于提出问题,而数学的发展——乃至任何学科的发展——不是不断解题,而是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提出一个伟大的问题,往往比解决十个普通问题更重要。
第四,国际合作。
今天世界最前沿的科学,几乎都是全球合作,一个数学猜想,可能需要美国、法国、英国、日本、中国的数学家共同推进,国外顶尖大学本身就是全球人才中心,每天和世界最优秀的人讨论问题,成长速度和高度自然不同。
05
菲尔兹奖得主
自己怎么说
写到这,必须补一个重要的反方观点,菲尔兹奖得主、俄罗斯裔数学家埃菲姆·泽尔曼诺夫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了一句话:"两位获奖者教育的核心部分是在中国完成的,他们的杰出成就,是对中国在数学世界中基础性且迅速增长的角色的有力认可。"
这话不全是客气,王虹自己回忆北大岁月时说,当时同学们自发组织讨论班,她虽然不是最亮眼的,但"同学们都很有数学品味",她从中受益匪浅。
她本科论文指导老师是刘张炬教授,基础训练扎实到了MIT立刻能跟上节奏。
而真正改变她命运的导师古斯,在MIT给她的不是知识——是耐心。
古斯从不打断她,从不否定她那些模糊的、混乱的想法,而是微笑着等她自己想清楚。
王虹说:"通过自己想办法发现想法不靠谱,比别人告诉你不靠谱,积累的经验完全不同。"
邓煜在获奖后说:"这次对中国来讲也是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图源:网络
2018年他写下的那句话——"是否能见着前辈的背影"——如今有了答案:不仅见到了,还并肩了。
第一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说:"中国数学在许多方面已经接近世界前列。"他预计,中国数学可能在五年内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中国教育给了他们根基——扎实的基础训练、浓厚的学习氛围、同学们的相互激发;而国外的科研环境给了他们翅膀——允许失败的耐心、自由探索的空间、挑战权威的勇气、全球协作的网络。
根基和翅膀,缺一不可。
06
写在最后
对于在北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来说,这个故事再熟悉不过了。
我们中的很多人,也是在中国完成了本科教育,然后漂洋过海来读研、读博。
我们也曾坐在教室里刷题、背公式、卷绩点,然后在国外的实验室里第一次被问到:"你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而不是"这道题的答案是A还是B?"
图源:网络
王虹在北大时是"小透明",在法国差点转行去学建筑,到了MIT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方向。
这说明,一个人的成就不仅取决于天赋和努力,更取决于她是否在一个允许她试错、鼓励她探索的环境中。
但泽尔曼诺夫的话也值得认真对待:中国教育的核心部分功不可没,没有北大四年打下的地基,MIT的博士训练也无从谈起。
真正的课题不是"中国教育好不好",而是"中国教育能不能在保持扎实基础的同时,也给年轻人允许失败的耐心和自由探索的空间"。
王虹的导师古斯做的那些事——不打断、不否定、微笑着等学生自己想清楚——其实不需要MIT的实验室,不需要NIH的经费,只需要一个观念的转变。
如果有一天,越来越多的青年科学家愿意在中国本土完成他们最重要的突破,而不是"出去才能到巅峰"——那才是真正的跨越。
到那时,我们点赞的就不只是"中国人又拿了菲尔兹奖",而是"这次是在中国做出来的"。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